记者手记：走出去的人，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一直不停地问这个故事值不值得写，其实是在问，我自己的故事值得写吗？我还可以用自己真正的声音说话和写作吗？我还有资格追求被听到、被看到、被理解吗？

1.

在陈记成为企台的那天，是我移居多伦多整整一周年。

对于移居这件事来说，一周年是什么概念呢？我18岁时从内地移居香港，23岁时又从香港移居北京。移居香港的第一个月，我挤在游行的人群中，用不太熟练的广东话大喊“我要真普选”；一周年时我已经在民主党参加暑期实习。移居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开始在喜欢的媒体写喜欢的稿子，与同事们欢乐地打成一片；一周年时我已经能够在这家媒体独当一面。

由于这些过往经验，移居在我心中从来不是什么难题。在我来到多伦多以前，我自认为一切还会像从前一样顺利。为什么不会呢？我26岁了，有三年工作经验，英文也并不坏。论勤劳肯干、认真负责，至少也是东亚平均以上的水准。想要从事文化行业，虽说肯定不如土生土长的同龄加拿大人，但总不至于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吧？

结果真的——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我一开始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够格申请加拿大知名的英文媒体和出版公司，结果连拒绝的回复也没有得到。后来我降低标准，申请以吃喝玩乐的生活类内容为主的本地网络媒体，但也在第一轮面试过后渺无音信。我又将目光投向了中文电视台，去了距我20公里以外的办公室参加面试，在漫长的、两文三语轮番上阵的考察后，他们给了我一个口头offer：身兼记者、编辑和新闻主播三职，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长，需要随叫随到，只能拿法定的最低时薪。

在那茫然无措的半年间，也有那么两次，我距离一份满意的offer非常之近。说满意也不贴切，他们是两家为本地品牌做中文广告的agency——跟我的职业方向完全不符，在国内时不会考虑的工作——但当时我已经了解自己没有什么挑三拣四的余地。这两份工作，我都来到了最后一轮面试，但最终他们都选择了别人。

后来我认识梅姐。梅姐对我说：“没有工作，人是会萧条的。”在来到加拿大之前，我们都从未体会过萧条。日子久了，那种感觉就逐渐转化为一种自我攻击：是我真的不行，才落得这样的局面吗？在北京和香港，找到一份工作，建立本地关系，这些事情从来难不倒我。为什么在多伦多就是做不到？我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是否真的如此多余？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也曾向多伦多本地的非营利机构求助，希望获得一些诸如简历修改、面试辅导、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服务——就像他们在网站上宣传的那样。第一次去，我懵懵懂懂地找错了地方；第二次去，地方是找对了，我被要求填写一份事无巨细的表单。填了足足有20分钟，交上去后，工作人员只瞟了一眼，转头用一双真诚的、水汪汪的眼睛看向我，带着遗憾的神情说，他们只服务于公民、PR和难民，像我这样拿着工签的foreign worker不在他们的服务范畴。

在那个当下，我没有什么情绪。若说有的话，最主要还是尴尬：好像是我自己没搞清楚状况，来这里自作多情，到头来浪费了双方的时间。我凭什么认为这里的公共机构会为我提供服务呢？在我所有的人生经验中，国家、政府和公共机构从来不会站在我这边。他们不妨害我，不刁难我，我已经感到幸运了；若能设定一些明确的标准，让我知道自己要怎么努力才能达到，我就千恩万谢了。

来多伦多三个月后，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圣诞节。我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心情就像天气一样阴云密布，但还是想要体验一下本地人的节日。我查到多伦多有两个比较大的圣诞市集，我和男朋友在12月25号当天特地打车去看。先到了一个号称最大最热闹的市集，只看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场地，场地中间矗立着一棵装饰着Dior灯牌的巨大圣诞树。路两旁的小吃摊都没有营业，周围的店铺大门紧闭，整片场地只有三三两两遛狗的路人经过。我们不死心，又打车到了另一个号称以本地艺术闻名的市集，结果那里的光景更加惨淡，光秃秃的小地方，别说艺术家和手工艺品，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我真的不明白我又是哪里搞错了。我后来在某个时间点忽然自己悟到了——圣诞市集是从圣诞前一个月开始热闹的，圣诞当天大家呆都在自己家里。别说市集，就连街上的餐厅、超市、商场，就连政府部门都悉数关闭。可是，在那天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那天特别特别冷，我们出门一趟，什么也没有看到，最后在漫天大雪里哆嗦着打车回家。我感觉自己被彻底抛弃了。我想起乔伊斯写的《阿拉比》，男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赶到心心念念的市集，但市集不一会儿就关门了。所有的灯一下子熄灭，男孩在黑暗中为自己付出的心血感到痛苦和愤怒。这就是我的感受。那些拒绝我的人——生活类网媒、中文新闻台、广告公司——对我的判断是对的，我就是不了解加拿大。我连圣诞市集的时间都会错过，就像别人的生日宴会散场了我才到。我不懂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我不懂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雇员，在面试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得体妥帖。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说话。我当然学了。我学着说流利的职场英文，学着用英文说我在中文世界里绝对不会说的话：我喜欢在不同的餐厅打卡撰写评价，我的新闻理想就是采访到特鲁多，而广告业——请别怀疑——就是我的终身passion，我做梦都想在agency当乙方。说英文的我谎话连篇，并不能完全掩盖我的能力不足，但这是唯一通行的语言，唯一有用的表达。

但我自己的声音到哪里去了呢？为着了解加拿大的目的，我每天都会看一些加拿大的新闻，我从中寻找能够代表我的声音。从高速堵车到社区枪击，从市长选举到联邦预算，这里的新闻业确实享有充分的采写自由。但我看不出这些自由与我的关系，看不出与我有关的故事——若能够写出来——适合放在这密密麻麻的媒体版面的哪一块。

严格来说，这些新闻也并非与我完全无关——比方说，移民政策就与我密切相关。移民是加拿大的重要议题，加拿大的新闻媒体也写移民，但一来二去我已经摸清他们的写作思路，不过是从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口中问出同样的一套话：加拿大的物价和房价完蛋啦，加拿大的治安不如从前啦，加拿大如今也没有那么容易留下啦——反复印证着人人都已经知道，但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

所有的采访都到这里为止。作为移民，我们得到的关注就是这样。我们看似在诉说自己的个体经验，实则是在为不同的派别和政治角力提供证词。在这些报道中，所有受访者都共享同一个名为移民的标签，最多再加上一个族裔的区分，实际上仍是面目模糊、分不清楚谁是谁的。我很多时候都想发出尖叫：我们只是移民了，又不是不当人了！谁能把我们当作复杂的、具体的人，来问我们一些人的问题：你过得好吗？获得幸福了吗？你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你认为这个决定值得吗？

谁能真正关心我们？谁能让我发出自己的声音？

没有人。

第一个圣诞节，我蒙在被子里嚎啕大哭。

2.

在第一个半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有了一份工作。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还是说了一箩筐的谎言。谎言叠着谎言。我的career goal，我的personality，我每一个关切和思索的表情，全是我的谎言。真正的我在这里得不到一份工作，这一点我已经明了。

这是一份平均水准的工作，比我之前面试的工作都要好，但也称不上喜欢。我领着平均水准的薪水，体验着平均水准的无聊。这跟以前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这些年在北京和香港，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平均水准的：痛苦超出了平均水准，但满足感和意义感也是。多伦多使我远离了受到精神创伤的可能性，但也使我失去了对公共生活的关切和感受力。这何尝不是创伤以另一种形式如影随形？

通过谎言得来的工作，很快就显示出分外难熬的部分。比如，我经常需要以夸大其词的口吻来撰写关于申请美国名校的文章，并与其他教育类的海外公众号进行商务合作，以推广我们公司的线上讲座。我弱弱地向我的manager提出，下一次还是让那些公众号的编辑们帮我们写吧，不同的公众号有不同的调性（假的），我实在是写不来（真的）。我的manager说，啊，这样啊？我以为你之前当过媒体的主编，这样的文章信手拈来呢。

我的manager是很好的人。我知道她说这句话绝没有恶意，而是真诚地表示困惑。她是真的不明白，同样都是使用公众号为主要媒介的网络媒体，我过去用心写就的文章，和这篇煽动焦虑、自吹自擂的文案有何不同。可就是这种真诚的不明白使我痛苦。我忽然意识到我将自己置于怎样的环境之中——无论我怎样劝说自己将工作和生活分开，工作对我来说从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一天中可以被无痛切除的八个小时。这份工作的空虚贫乏逐渐开始噬啃我的生活，但我必须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岗位上撑满整整一年，以满足移民条件。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必须继续写作——写我真正在意的事情，写我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我不再纠结于自己英文写作的能力尚有欠缺，而中文写作不能为我在英文世界的profile增光。我不管了！我是为了我自己而写的。我非写不可。

写什么呢？当然是写移民。写移民身上从未被写过的部分，写移民中通常不受关注的女性，写女性中通常不被看到的普通中年女性，写普通中年女性中我最感到亲近的——福建人。

于是就有了陈记的故事。说来也巧，陈记是我在多伦多吃的第一家餐馆。我第一次进去时只当它是一间非常典型的粤式餐厅，但当我坐下来后，我的耳朵里忽然飘进了一连串的福州话。我往声音飘来的方向看去，就看到两三个企台在后排一边擦着桌子，一边用福州话窸窸窣窣地交谈。她们很快擦好了桌子，分头去服务不同的客人，我听到她们自然地转换了语言，说起了英语和粤语。

我忽然明白，我和她们原来是一样的。最初我们的母语是福州话和普通话，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为了能生存下去，学会了说英语和粤语。我亲身经历过，我知道学习的过程有多困难，我知道小小的一个语言连接着多少生计所迫，连接着多少脆弱的尊严。可是谁会在乎这种事情呢？谁会特地问这些问题？谁会把它写出来？

哦，我会。

转眼半年就过去了。从提出要以福建女性移民为主角写一篇稿子，到我在Chinatown求职四处碰壁；再到被陈记收下，开始打工生涯；再到我鼓足勇气向所有企台同事宣布我的采访要求；再到逐步完成对梅姐和Cindy的采访；最后到我把稿子写完——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其实一直都在被最初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困扰：一个普通的移民女性，她的人生是否真的值得一写？

我的两个受访者，梅姐和Cindy，也有同样的疑问。她们甚至分别明确地告诉我不值得。她们都对我说，小骋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但——我不觉得我的故事有什么好写的呀？

作为记者，我当然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但这套说辞显然没有说服她们，也没有说服我自己。说到底，作为和她们一样的普通移民女性，我的内心深处何尝没有同样的怀疑？我不断地、变着花样地，询问支持这个写作计划的几位编辑，真的可以写吗？真的有意义吗？真的有人要看吗？真的不是我自己的自作多情？当时的我有相当深重的边缘感和不配得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脆弱，更需要从信任的他人那里获得坚定的答复。我一直不停地问这个故事值不值得写，其实是在问，我自己的故事值得写吗？我还可以用自己真正的声音说话和写作吗？我还有资格追求被听到、被看到、被理解吗？

在我最终写下的稿子里，我依然追问同样的问题。

3.

移居多伦多一年零六个月时，我的稿子发布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也满足了在多伦多工作一年的条件，开始着手申请永久居民。

所有的申请都在一个系统里完成。一些表格需要在线填写，一些表格需要下载填写，而用以验明正身的材料更是数不胜数——照片、护照、出生证明、无犯罪证明、雇佣证明、语言证明、住址证明……由于我是连着伴侣一起申请，所有的东西基本都要准备双份。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直到我开始填写那些在线的表格。那几张表格索要的信息，在我看来相当匪夷所思：它们需要我过去十年所有出国旅行的记录，以及过去十年所有的生活记录——所谓生活，通常情况下就是工作或学习，在家躺平的话，也要老实写上躺平。每一段生活，都必须写上从何时至何时，学校或公司的名字（中英文），从事的工作或拿到的学位，所在地，居留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十年的生活，不能留出一点空白——空白就意味着可疑。这些我都尚且能谅解，然而，在提出了这么多要求之后，这个表格的不知名天才设计者专门为填写栏设置了字数限制——不是那种象征性的字数限制，是真的只有20个左右的字符——别说学校名字的中英文都要挤进去，单是英文名就已经超了字数。

不够写怎么办呢？贴心的提示就在上方：可以另外附上附件。于是，我不得不把所有需要填写的信息都手动打进Word文档，逐一填写，再转成PDF，再按照要求命名，上传到系统里。然后，按照同样的步骤，为我的男朋友再做一遍。

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字数限制的问题。我发现多年前早就有人已经在论坛上问过，这些年间也不断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过来者们建议他们服从系统的指示——让你附件，你就附件，别在这上头偷懒耍滑，出了什么岔子苦的还是你自己。很显然，能够决定表格设计的加拿大人，和我们这些被表格困扰、但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照做的移民，是永不交集的两群人。加拿大人永远都不会搜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到后来我已经气到发笑了——我看到表格让我填写我爸妈的电子邮件地址，且是必填项。第一世界，文明国家，你们可真有意思，以为全世界的爸妈都拥有并使用电子邮件，就跟你们的爸妈一样吗？我知道这一项是不重要的，瞎填一个也可以，但是，说到底，你们需要我爸妈的电子邮件做什么？当我拿到PR卡的时候，你们会发一封邮件恭喜他们拥有了一个决绝出走、永不回返的女儿吗？

我真的特别愤怒。面对这个申请永久居民的系统，面对我即将达成的最重要的目标，我第一次清晰地对这个国家感到愤怒，我第一次觉得——OK，我应该把这种愤怒也说出来。于是我开始在IG Story上用英文写。作为一个新移民，我在来到这个国家时，就已经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但这不意味着我应当承受这些毫无必要、由于官僚体系的傲慢而产生的苦恼。只不过，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个国家的媒体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报道，像这种影响所有新移民的区区小事永远也不会得到关注。

我越来越愤怒。愤怒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愤怒连接起我曾经无法感到愤怒的记忆。啊，早在我被那家提供就业服务的NGO拒绝时，我就应该愤怒了。这个所谓的移民国家，对待移民的政策真是糟糕透顶。它让我们一股脑儿地来到这里，但不为我们适应新生活提供任何支持；它让我们自生自灭、各凭本事，从而完成一场残酷的筛选：弱者在这里活不下去，时间一到自会回到他们的亚非拉老家；只有强者才被允许留下。天真无邪的加拿大人，也使得出这样聪明的诡计：只有在这样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找到工作、满足移民条件的人，才证明了自己有资格成为加拿大人。

在找回愤怒前的漫长时间里，我只能体会到委屈。委屈，听说是专属于老中的、在英文中不可翻译的词语之一。找工作让我委屈，找到的工作也让我委屈；说英文让我觉得委屈，在寒风中排队三小时领一个社保号也让我觉得委屈。委屈和愤怒是不一样的情感。在内地和香港我常觉愤怒，虽然这些愤怒往往没有被解决，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愤怒的资格，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的主人；但加拿大是跟我毫无关系的、我自己非要踏足的国家，我理应承受代价，理应做一个乖巧顺从的客人，理应了解——所有的痛苦都是源自于我自身的无能。

然而，非常奇妙的是，这场愤怒彻底改变了我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这之前我已经攒下了不少还不错的回忆，但或许，正是我一边申请PR、一边用英文洋洋洒洒地批评申请系统，而不为此感到丝毫羞惭的那天——我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正常了。我需要这个国家给予我庇荫，但我并不亏欠它任何。反倒是它，宣称自由、民主、平等，才应当为自己对待新移民的傲慢和自大感到羞惭，要感到羞惭的不是我。天哪，好健康、好坦然，这是属于公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反倒击碎了一些横亘在我和这个国家之间的围墙，我感到全新的情感涌了进来。

在这个国家，我有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想要的不是永久居民。我想要的是一种公民的生活，我想要的是一种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北京和香港已经逐渐褪色，正因如此我才来到这里，正因如此，我才绝对不能放弃对生活的追求。我想要回到十年前，回到我刚刚移居香港，就可以挤在游行队伍里大喊“我要真普选”的时候；但我知道时光不会倒流，我只能在自己身上克服当下，以及未来数十年或许都会相当艰难的时代。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生活，我都想要介入社会，关心议程，永远将目光放在具体的人身上，为她们，也为我自己发出声音。走出去的人，应当发出声音。

至于发出的声音是中文还是英文——天哪，这对于刚来到加拿大的我来说简直是最严重的问题，但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了。英文写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不是为了写英文而写英文的，我是为了我在乎的事情能够被更多人看到、了解到，我才要写英文。融入英文世界本身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只在能为我关心的人群和议题发声时才值得追求。在来到加拿大之前，我已经写完了我感兴趣且被允许写的几乎所有选题，任何稍有意义的路径都在近处有着人尽皆知的死角；而我在加拿大发现了一整片全新的、广阔的、没有边际的领域。就凭这一点，我也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果你也是和我面临着相似处境的写作者，请你相信，语言是可以练习的，联结是可以再创造的，机会是可以探索的。这些都不要紧。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有真正想写的议题，真正关心的人和事，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生命会为你找到出口。你不需要盯着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往下走，那些问题就会在下一个春天到来时自我消解，在你知晓之前。

本文于2024年5月10日发表于端传媒:《走出去的人，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