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的老公说,采访他就够了。在他们家呆了4个小时后,我意识到这不是一句客套。
我所了解到的中餐馆的故事,远比我目前已经写出来的要复杂。它包含着不同的面向,每一个面向都使我着迷。写《“出来”之后》时,为了文章的整体节奏,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些,删去了很多。后来我写了记者手记,在手记里我本来写了两个主题,但后来我把第一个主题全部删除了——它与另一个主题风格迥异,捏不到一块去;而另一个主题,关于身份、话语、异乡人的种种,似乎与大多数读者的关系更为密切,更应当被看到。
又过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我会经常想起那被我删去的几千字。我没有完全删去它,我另开了一个文档把它保留了下来。它是故事的另外一个面向,与已经被讲述的故事有着截然不同的基调,但仔细想来又都在情理之中——没有写出这个面向的故事是不完整的。
我要写的是亲密关系。
关于亲密关系,我在那篇稿子里只写了寥寥几句,显然不足以概括全部。移民这个决定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亲密关系。如果你对那篇稿子还有印象,你可能会记得梅姐和Cindy两个人物,记得她们完全不同的婚恋命运——梅姐自由恋爱,随丈夫出国定居,生了一儿两女,拥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Cindy为了身份结婚生女,来了加拿大后才意识到与丈夫合不来,几年前离了婚,一个人抚养女儿。这些我都写到了。
很多事情是我没写到的。
我对梅姐的采访一直不太顺利。她太忙了,每周工作六天,这六天要从早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左右;唯一休息日,根据我的旁敲侧击,她也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我很希望能有完整的时间跟她聊聊,但我实在不忍心占用她仅有的休息日,只能抓紧一切零碎时间——在餐馆放饭时聊上几句,陪她给女儿买鞋时聊上几句,和她一起坐车去参加婚礼时聊上几句。
但有一天放饭时,她忽然跟我说:“我老公听说你在采访我,他说要请你来我们家吃饭。关于移民的辛苦,他说采访他就够了!”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获得了采访之神的垂怜。去她家吃饭!真是求也求不得的好机会。我连连答应,生怕她反悔:“那么就下周四吧!”
周四是梅姐的休息日,我下午5点就去了她家。时间十分充裕,我在那里呆了足足4个多小时,本以为能跟梅姐把一生都聊尽,结果——我有录音为证,至少3个半小时都是她老公在说话。我才意识到我忽略了梅姐的邀请的后半句,“他说采访他就够了”。原来这并不是一句客套的说辞。
当然,这篇稿子的主角之一是梅姐,让梅姐的老公说几句也不是不行。只是,我在听他说的时候才意识到,他并不了解这是一篇关于梅姐的稿子。虽然我将访问的目的说得非常明确,但他显然认为,采访梅姐就是采访移民,采访移民就是采访他,那采访他也是一样的,甚至采访他就够了——他在银行里从事技术工作,难道不比在餐馆里当服务员的梅姐文化更高、更适合回答一切问题吗?
但采访男的真的很无聊(反正不是发在媒体上,我就随口暴言了)。男性的视角与女性大不相同。采访梅姐时,她向我诉说的大多是感受和情绪,充满了丰富而生动的细节;而梅姐的老公从不分享内心,总是致力于抬高讲话的格局,用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大词,一个劲地谈论移民相关的数据、政策、大环境,甚至向我提出诉求:“你是个记者,你看看能不能向上面反映反映。”
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些。我不想知道银行里的印度人有多么团结,开展职业技能训练有多么要紧,国内的教育体系有多不合理。这些东西我的稿子里用不上(我也不知道哪里用得上)。我想知道跟梅姐有关的事情:她怎么学习的广东话和英文,她平时下班以后都做些什么,让她开心的事和不开心的事都有哪些呢?
我尝试了很多次。我寻找话缝儿,四处“进攻”,但我的“进攻”全都以失败告终。我既无法让梅姐老公闭嘴,也无法将坐在一旁笑眯眯的梅姐拉入这场对话中。我换了很多很多个问题;我问那些只跟梅姐有关、只跟我们共同工作的那间餐馆有关的问题;我冲着梅姐、看着她的眼睛说话。梅姐是个有主意的人,脑筋动得很快,但她每每话刚出口,都轻易地被她老公打断。她老公打断她的方式非常自然,就是那种说亲昵也亲昵,但说轻蔑也够轻蔑的方式——我相信女的都懂。一旦不爽发作,迎面打来的指控就是“小题大作”。那种打断。
而我的好梅姐,在餐馆里流利切换三种语言的梅姐,深受老板喜爱和器重的梅姐,在我的打工生涯中宛如大救星的梅姐。在她自己的家里,在这场本来应当以她为主角的采访中,主动后退了。她任由她老公抢过话头,让他来做她的发言人,讲述所有与她有关的事。哪怕有些话她不是那么同意——我分明已经在她脸上看到欲言又止的神情——但她最后还是将话咽了下去,换上一副笑眯眯的神情,望着她的老公。
后来稿子写完了,我们为稿子录了两集播客。播客的制作人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我的知心好友,她尽职尽责地听完了我录音的全部音频,也包括梅姐家里的4个多小时。她说:“为什么梅姐的老公一直不让她说话啊?为什么梅姐放任她老公评价跟她有关的事?”
这句话在我耳边柔和地炸响。“不让她说话”,是的,这就是正确的措辞,这就是看待当时那场对话的正确的方式。那个时候,我跟梅姐混得很熟,已经从梅姐那里听到一大堆甜蜜的话语——关于她的老公和孩子、关于她的恋爱和婚姻,我已经把她当作了移民后收获幸福人生的典型,我跟编辑讨论的都是“梅姐是不是太幸福了?是不是缺乏代表性?”这样的话题。当她的老公在我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她的话时,我只把它当成了一场无可奈何的失败采访;走出梅姐家的时候,我感到有点迷糊,有点不舒服,但我心里的天平倾向于相信梅姐的说辞,也倾向于仍然把她写成一个与Cindy产生对比的“正面”典型,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直到我的朋友斩钉截铁地提出这些疑问,我才能够确认我当时那些“迷糊”和“不舒服”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梅姐的亲密关系在无限幸福之外的另一面向。
我后来一直没有仔细重听那4个多小时的录音,只在录音转文字稿中选取了一些信息来用。我不想回忆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不想再听到梅姐被打断后未能说完的后半句——我总在想,她原本想说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很重要的话,但我永远错失了。
Cindy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那条位于二楼的漆黑走道两边,住着她、她女儿、她妈妈、她弟媳和弟媳的儿子。我刚到的时候和所有人都打了一遍招呼,但最后只有我和Cindy两个人留在了那个既是厨房也是会客厅的小房间。在那个小房间里,我和Cindy聊了3个小时。非常完整,几乎不受打扰的3个小时。她可爱的女儿偶尔晃荡过来,时而摆弄一下仓鼠的笼子,时而拿作业给Cindy签字,时而也倾听我们的谈话,向我们补充一些回忆,然后又快活地跑开。
在这场对话里,我们都向对方分享了自己的亲密关系。她告诉我,结婚多年、生了女儿,她才第一次与丈夫住到一起。住到一起后,她才第一次了解到丈夫除了“人老实”以外的部分:性子倔,脾气要强,“三观不合”,说不到一块去。丈夫在超市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回来了也没有什么话说,只是躺着玩手机;带女儿就是拿一块iPad给她,让她自己玩自己的。“男的工作一天,想好好休息一下,也可以理解。”她说,“但我们女的一天也是这么糟的,我们也想休息。”
说实话,Cindy的丈夫就是平均水准的男人,和我在餐馆认识的同事们的丈夫都一样。人不错,有工作,少烟不赌,按时回家,偶尔照看小孩。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坏,婚姻生活不就是这样?但Cindy很痛苦。她几乎恨恨地提到,当时丈夫特别喜欢给女儿买各种玩具,“娃娃,几十块上百块的,偷着买,流行啥就买啥,买了她玩得到处都是”。女儿获得了新玩具,丈夫获得了满足感,只有她跟在后面不停收拾。这样的日子过了六七年,本来或许可以勉强过下去,但疫情一来,她和丈夫出不了门,没有事做,天天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一时间,所有陈年旧账全都翻了出来,他们越发频繁和激烈地争吵。
一开始是分居,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以后,她感觉日子好过多了。起初她还瞒着女儿,但有天女儿翻出了离婚协议,她趁机说了实话,女儿也平静接受了。经过这十多年的折腾,Cindy对结不结婚的已经毫无执着。我问她平常会不会觉得孤单,她说,哪里会?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男的?现在来个男的……”她嗤笑,嘴里咕哝,抬脚作势往外踹,“滚!”
在采访的当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Cindy的茫然和恍惚。跟同在餐馆工作的梅姐比起来,Cindy是样样不如别人的:老公、孩子、住处、个人能力。梅姐似乎象征着Cindy想要得到但没能得到的一切。我在稿子里似乎也是这样暗示的。但时隔多月,我再回顾采访她们俩的过程,我心中产生新的疑问:Cindy真的像我想象中那样悲惨吗?而梅姐是否一定就比Cindy更幸福?
我重新翻看我最初写的几版稿子,我看到我曾经记录下这样一段对话:
“来这外面离婚的人很多。”Cindy说。
“是吗?我觉得在这里反而不太容易分开。”我说,“在这里两个人要互相依靠,如果你不高兴就让对方走的话,是不是显得很不负责任?”
“这样子呀?”她显得很惊讶,“你是这样想的?”
我老实回答:“我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能力很强,我不需要。”她笑起来,“不是说不负责,当然也想把这个责任负上。但两个人住在一起动不动就吵架,说不到一块,三观不合……”
女儿的脚步声近了。她朝我使了个眼色,话题就在这里暂停。
是的,Cindy比我想象中、比我写出的更强大。我们能够进行这场不受打扰的对话,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因为Cindy是这个家的主人,是所有人中最有话语权的。哪怕她的家只是一条漫长漆黑的过道,但她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她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自由地说她想说的话。她是属于她自己的。当我们的采访结束时,已经接近11点了,她送我出去打车,然后在我的目瞪口呆中走去她的朋友家,在那儿她要畅聊今晚的第二场——这是她一周中唯一不用上班到凌晨2点的夜晚,她通常先把女儿哄睡,然后就会出门,与住在附近的朋友聚会。
真奇妙。我的世界里常有“女性同居”“女性互助”的讨论:女性到底能不能脱离亲密关系,建立另外一种互相支撑的亲缘呢?在这一点上,Cindy似乎已经比我走得更远了。
那篇稿子隐含的第三个人物是我。我是那个决定将两人一猫的家庭从国内搬到加拿大的人,这可能是我与梅姐、Cindy最大的不同之处。但我的亲密关系烦恼一点儿也不比她们少。我知道自己为什么问Cindy那个关于“负责任”的问题。我的伴侣在多伦多过得并不愉快。他将他的不愉快归咎于我们住在downtown,没有买车;但我私心认为更大的原因是他一直以来抗拒学习英文。不会英文能有什么本地生活?况且,伴侣不会英文,就导致所有需要使用英文的事务——小到在公寓前台拿包裹、出行时打Uber、餐馆点餐,大到申请永久居民——全部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本来就不太擅长处理琐碎的杂务,更何况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块压在我头上,我好几次都为此崩溃。每当我向伴侣表达自己已经不堪重负时,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多伦多是个烂城市;这里的生活烂透了;我在这里已经是我的牺牲,还要我怎么样?
可是,正如我对Cindy说的:“在这里两个人要互相依靠。”我的伴侣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我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其实是不能赖在我头上的,但现实生活很难这样泾渭分明地度过。冀望于一些妥协、一些退让,冀望于把事情做完,让这一页翻过——或许我还是能把这稀里糊涂的责任负上。当然,我也存着一些私心:两个人一起分担开销,自然比一个人的压力要小许多,靠我自己真的能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准吗?我不知道。我恐怕也要像Cindy一样打两份工才行。
我并不是在论证Cindy的独立生活比梅姐的婚姻更好。哪怕我写出了这些观察。我不知道谁的选择更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如果将故事再次翻转,我仍会说梅姐的幸福不是假的。她一周里六天都很晚才收工,她老公包办了大部分家务,还经常带孩子们去她工作的餐馆一起吃饭。她喜欢喝酒,她老公不太能喝,但他愿意在家里等到她下班回来,一起喝一杯。她并不跟她老公争夺话语权,她甘愿把聚光灯都让给他,她的口头禅是“我老公说”。在她心目中,有了老公这个男人,从此“天塌下来有他顶住”。对她来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让她老公来说话,这或许根本算不了什么,她意识不到这其中存在着一种柔和的剥夺——柔和,但依然是剥夺。
同样,Cindy的辛苦也不是假的。虽说她在家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也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夜晚,但她必须又送外卖又打工,才能勉强将这样的生活维系下去。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从两年前开始眼睛就有了见光流泪的毛病,严重的时候连外卖也送不了。她的女儿也“不是块读书的材料”,她担心女儿长大后要像她一样吃亏受累,但她一没有时间陪伴,二没有能力教育。她真的羡慕梅姐嫁了一个能够相互扶持、能够教孩子读书的好老公,但如果老公做不到这些事情,反而为她的生活添乱,那还不如没有。
在中餐馆,我还听说了更多女性的故事。以前我年纪还小,很少听到大人口中关于亲密关系的真心话。现在或许是我年纪大了,也成为了大人中的一员;又或许是我与她们有了身份和处境上的联系,我开始听到从前从未听到过的——关于亲密关系的种种烦恼、渴求和困惑,那是简单的婚配标准无法涵盖的,人们年轻时认为无所谓、后来才意识到重要的部分。
在餐馆打工的某一天,我和一个同事一起下班、一起买菜、一起上了街车,短短半小时的相处快速拉近了距离,我们自然地聊到结婚生子的话题。她在我这个年纪,经人介绍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意外怀孕后奉子成婚,几年后又意外生下第二个孩子。她听说我有男朋友,但不打算结婚,也不会要孩子,先是茫然地劝了几句——好像一种惯性;三两句后,她似乎被我说服了,开始向我倾诉她婚姻中最核心的痛苦:老公人是好人,但是两个人实在没话讲,在一起过日子好没意思——可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离了吧?怎样才称得上一个合适的离婚理由?
我当时没能写出,但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移民后的女性,虽然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境遇中,但面对的诸多问题是相同的。在异国他乡,我们会更依赖伴侣的相互扶持;但也正因为如此,伴侣的缺点也会更加凸显,如果双方不能磨合,本就艰辛的生活也会更加难以忍耐。我们好不容易移居的加拿大的确是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太评判人的婚姻和职业选择,我们获得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没有足够的support system,一切联结都靠我们从头摸索、重新建立。
摸索和建立,就会有失败的可能。作为一个女性移民,如何面对亲密关系上的失败,职业生涯上的失败,自我上的失败?这些问题,是我在写下这些不同面向的稿子之后,最终想要继续探讨的。这是应当被探讨的,这是应当被从女性的视角来探讨的。
Life, liberty,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梅姐和Cindy为了生活而来,我为了自由而来,但我们是否得到了幸福?我们对幸福的追求,是否在生活和自由的压力下被迫退让?当我们意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时,我们的力量是否早已在失败的冒险中耗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话语,更多的故事,更多的书写。
Let’s start from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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