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不在于我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这种事本来也没有答案;重点是我感到倾诉是安全的,观点是被理解的,情感是被看见的,甚至——活下去是有希望的。我好想哭哦。紧密联结、能够分享一切秘密的课堂,互相支持、生机勃勃的community,助我渡过去国离乡的困厄、身心异处的苦闷……(2024.11.29)
我逐渐地不那么想逃避了。快乐的、关怀的、智识丰富的校园生活,或许真的让我长出了新的血肉,我感到自己没有那么脆弱了——虽然还是要哭,哭很多很多,但我感到我心里能承受了,我应当直视苦难,我应当感受愤怒的灼烧,我应当谈论。(2024.12.10)
从今年9月到现在,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忙碌、最充实、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这是我在UBC读研的第一个学期。对于接近30岁的年纪来说,重返校园是一场难以预料的冒险,但校园生活完全超越了我最初的期待和目标——这是一场最值得的冒险。它是不同的,是认知以外的,是我一生中从未获得过的体验。因为有了这四个月,2024年成为了我有生以来最好的一年。
在开始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阐明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为谁而写。我在UBC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凡事先问“谁”。谁的?为谁? 我建议大家也多想想这两个问题。当我开始用这两个问题重新审视周遭的一切,世界忽然在我眼前展开完全不同的恐怖面貌。
你说要构建安全的表达空间,谁的安全?你说要婚姻幸福、传宗接代,谁的幸福,谁的姓氏?你说“只要你做自己,总会有人爱你”,谁在做自己?谁在给予爱?你说某个产品为游戏行业带来希望,谁的希望?你说要社会发展、文明进步,谁的发展,谁的进步?以谁为代价?
多问问“谁”,是谁、为谁、谁来做、谁受益。
因此,在文章的开头,我也打算先公开我的回答。
这篇文章是由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采用女性视角的人写的,它的本意是写给女性的、为了女性的。我希望那些考虑来或已经在海外读文科的女性可以从这篇文章中获得一些力量。当然,这篇文章没有访问限制,所有人都可以阅读,但我不会为我目标读者以外的群体的感受负责——这本来就不是为你而写的。这样的情况很少见吗?那请习惯一下。以后我想怎样就怎样。
这一年里我随手写下了不少记录,它们都是我当时最真切的心情。在文章的相关处,我会以引用的形式附上我当时写的一些内容,并标注日期。
“Corporate”
在读这个书之前,我已经上了一年多的班。我把它称为“corporate job”,是为了逃避承认这份工作的实质,以及它给我带来的道德羞耻感——这家公司唯一的mission就是把有钱人家的屁孩送进英美名校,说白了就是超高端的留学中介。国内中介服务国内的有钱屁孩,而它服务全球的有钱屁孩。它获得了巨大成功,它的分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它招到的员工aka我的同事们几乎全是名校毕业。在这个道德有多匮乏、利润就有多丰厚,将顶尖高等教育资源从全球平民小孩手中夺走的行业,这家公司是真正的龙头、翘楚、小偷。学生依靠它,家长信赖它,《华尔街日报》和Fox News争相报道它。而我的工作,所谓marketing,就是让更多有钱屁孩的家长知道它。
在这份工作中,我对于公正、正义、平等、资本主义异化等概念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也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是有要求的,也无法服从于资本主义主流秩序——不是由于我更高尚,就是在工作中容易被trigger到,导致每一天都是单纯而剧烈的emotional suffering……在我眼中它就是一个怪物,它吞噬了许多普通家庭的小孩受到顶尖教育的机会——它吞噬的就是多年前的我,我要怎么在这样的怪物面前闭上眼睛?多年前,如果有这样的business存在,当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时,我的机会已经在暗中被金钱分配。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秩序,打不过是一定打不过的,但打不过就加入吗?(2024.4.2)
我不想干。如果还在国内,我是绝对不会干的。但在这里我没得选,这就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这几乎是唯一的工作。为了能拿到PR,我得将这份工作做满一年;满了一年,交了PR申请,我想象中的自己扭头就写辞职信,在领导和同事们诧异的目光中潇洒离去;然而现实是辞了职就没钱生活,还得继续浑浑噩噩地做着,在每一个Zoom meeting中扮演一名热情和专业的同事,一边面带微笑、侃侃而谈,一边在桌子底下狠掐自己的手心。
我恨死了。这种恨,如今想来是一种抑郁,但当时它主要以恨的形式存在。我恨这个不道德的公司和行业,恨这个不愿承认海外学历和工作经验的就业环境,恨这个对移民缺乏支持的社会,恨这个除了老好人以外一无所有的国家——我要生来就是白男,我比他们还要善良可亲,这有什么难的?
现在想来,是这种向外的恨保护了我。对于初来乍到时的一切难题,我不责怪自己,只责怪世界。上野千鹤子在《快乐上等》中说:“如果不把责任推给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这话太对了。如果说世界是一条跑道(但它不是),那我们生来就被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些人被打断了一条腿,有些人眼盲耳聋,而有些人则坐在铺着天鹅绒的小汽车后座上。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要奔向同一个终点呢?又凭什么要为“落后于人”而感到羞愧呢?错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这个被设置为竞速跑游戏的世界本身。当我还被困在这种游戏里,没有能力挑战它的规则时,恨它,仇视它,盯紧它,不原谅它,也可以成为我的力量。
“想要什么?”
力气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攒了一点力气之后,我写了那篇关于中餐馆的稿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又攒了一些力气。等到稿子快完成时,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就此停下。中国女性移民,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比例的工薪阶层——大部分还是我的福建老乡——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世界,在媒体还是学界,她们的生活都很少被看见,声音也几乎听不到。两万多字的稿子,只不过写到了这个群体、这个议题的一点皮毛。可是挖掘皮毛以下的东西,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和资源,这显然不是一家媒体可以轻松支持的项目。
而且,相比中文报道,我平生第一次更想写英文。我想用英文写一本书,在英文的世界发表。我想要的不仅仅是网络上、同温层里的共情,这对我来说当然很重要,但对我所写的人群、我关心的community来说毫无意义。我想要引起本地社会对她们的关注,想要影响这个社会的议程设置,想要让她们的生活因为我的写作而有所改变——我就得写英文。因为有了这种强烈的关切,我对英文的排斥也逐渐消散。用英文是有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写英文,我高高兴兴、心甘情愿。我以前在自己的国家做不到,甚至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在这里又想做了,又能想象了。
有想要的东西,不容易的。在国内生活的最后时间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简直像一个笑话。2022年的春天,我满脑子只有我不能失去什么——比如我猫的命,比如因为疫情封锁而不断延迟的工签。老牛不需要自己挨锤,只要看着别的牛挨锤,活在锤子迟早会落下的恐惧中,就会一天一天地瘪下去。
有想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有希望、有信心、有安全感。我逐渐对加拿大有了这样的情感。
下一个问题是,要写成怎样的一本书呢?虽然我一直在写非虚构报道,也掌握一些能把它写好的方法,但我就是想尝试一下人类学民族志。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中基于田野调查来研究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定性方法,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非虚构的写作文本。我当时并不确切地知道人类学民族志和新闻非虚构之间都有什么区别,但我隐隐感到我有一些quality更适合人类学而非新闻——比如,我通常不太考虑一个选题是否有时效性;我经常在一个选题上投入夸张的情感和时间;我也从不排斥在写作中加入“我”的主观性,我甚至觉得这种主观性才是我写作的核心,因为万事万物都是通过“我”的感知才被体验、被诉说,才得以存在……
但这一切只是我的感觉。我本科学的是政治学,只零星上过两三门社会学课。民族志实际上是怎么个写法,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知道。那——很简单,我就去知道一下。只要能去一所不错的学校和一个不错的program,我就能学到我想学的方法论,构建一个紧密的support system;就能倾注无尽的时间和资源,全心全意扑在喜欢的议题上写作了。
时隔4年又一次打开UBC和UofT的网页,看也不看政治学一眼,直奔我认为能够实现目标的那些学系,点开课程列表!天啊,这么多年了,我又一次体会到血液的沸腾——原来它还能再沸腾。我感到血液在血管里快速流动,流到心脏、头脑和脸颊。让我血液沸腾的东西——从网页的客观距离上来看——就在政治学那一行下面大约5厘米吧?可是这5厘米,就是我要花这么多年走完的长路。花多久的时间都不重要,最后读或不读、读的是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到这一步了,我不再感到错位。(2023.10.16)
2023年11月中,发出第一封联系导师的邮件。
2023年11月底,提交申请。
2024年3月初,收到录取信。
2024年5月初,搬到温哥华。
My friends call me 池 (Chí)
我非常非常喜欢UBC。我5月份刚来,我的导师就问我要不要去旁听她summer term的课。于是我每周有两天要去学校,每次上课三个小时。她的课一半用英文上,一半用日文上——我只能听得懂英文的那一半,另一半连蒙带猜,居然也学会了不少新东西。
28岁重生之我在UBC当女大:早晨坐40分钟公交到学校,去教室的路上买咖啡,上三个小时自由而无用的历史、艺术和人文。我感觉我都可以直接在校内找份工打,然后读尽我喜欢的所有学科,实现我以为财务自由后才能实现的那种人生。以中有足乐者,身外之物都显得微不足道。 (2024.5.14)
UBC完全是我理想中的校园。我以前上过的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交换去的那所,都只是市中心几栋平平无奇的楼,完全没有校园的氛围——在香港时,我最嫉妒中大的学生,我觉得只有中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校园呢。UBC满足了我对校园的一切想象。它没有什么古老的建筑,它的美全是自然的美——树绿得不像话,天蓝得好像画上去的那样,我每次下课都会经过Rose Garden,眼前的景象美到让我想吐一些脏话。它甚至像中大一样有一座民主女神像,我一度以为是这几年从香港运来的,和我一样是国安法下的新移民;一查才知道人家91年就已经在这儿了,是海外的第一座。民主女神像下方堆满了鲜花和纪念品,其中一个是纪念李文亮的,印着李文亮的头像,生卒年份,“吹哨人”,还用英文写着那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那天是我来温哥华的第30天。就在我发现民主女神像的当晚,我去了温哥华的一个独立剧院看剧,刚进去我就听到他们在放My Little Airport的《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訓》……舞台上的灯光交相辉映,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是谁?我在哪?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几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知道我会在这里留下。
移民生活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来加拿大的第一年,我感到处处碰壁,处处憋屈,就像走在一条漫长漆黑的隧道,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出口;第二年,仿佛从某一刻开始,生活忽然就一天天顺利起来。要说完全归功于温哥华和UBC也不公平,我认为转折点大约是我在中餐馆打了将近半年工,并写完了那篇中餐馆的稿子之后。刚好在那时,我也满足了移民条件,开始着手申请PR。在申请PR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巨大愤怒,并且我把这些愤怒到处表达——我当时写的记者手记,发的IG story,全是愤怒。我特别喜欢这种愤怒。一开始不是只有恨意吗?现在恨意转化为愤怒了。这是一种相当健康的情绪发展,它意味着我从无法表达的失语状态中走了出来,意味着我试图离开边缘化的位置,重新掌握主动权。我不再自我哄骗,自我安慰,不再把自己放在幸运儿和受害者的夹缝之中。我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可以解决问题,意识到自己可以去讲一个新故事。
愤怒的时期比我想象中短暂。PR申请提交以后,我就搬来了温哥华——很快成为了朋友圈中的温哥华宣传大使。
来了温哥华以后脸上经常有神秘笑容。今天坐公交回家,在前一站下车,买了鸡蛋后走路十五分钟回去。这十五分钟里我特别开心。一手握着手机,一手端着一盒六个鸡蛋,简直要在路上跳舞。抬头看湛蓝的天空,开心。闻到路上的青草香味,开心。看到路边漂亮得宛如动森直出的房子,开心。想到UBC bookstore里的厉害文创,下周可以仔细逛逛,开心。想到今天上课学到的新概念,abusive/corrupt subtitling,开心。想到老师对着我讲了好一通日语,我红着脸让她用英语再讲一遍,开心。想到老师说找一天一起去日料店吃饭,开心。想到最近和好朋友说的有趣的话、充满期待的全新project,开心。在一个瞬间,路上的声音忽然全部消失,只有耳机里来"あなたこそ私の光”,这是我最近最最最喜欢的音乐剧里最最最喜欢的一句,开心。
今始まるのね、ついに動き始めた、私の人生。(我的人生由此开始了。)(2024.5.24)
越来越多的事情向我证明搬来温哥华是一个美好的决定。在多伦多被教练PUA了半天才考下来的G2驾照,一来温哥华就给我换成了full license。在多伦多需要内地车管所开具的行驶证明和翻译件,在这里也并不需要——甚至就连驾照翻译的费用都从75刀减少到了10刀。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但生活就是由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构成的——如何办理各种证件和手续,如何跟房东/公寓前台/亚马逊/银行/CRA沟通,如何带猫去体检和看病,如何在正确的地点买到正确的东西、获得妥善的服务。只要能够做好这些事,就会建立起对生活的掌控感。从一窍不通到游刃有余,我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但只有掌控感是不够的,我还想要community。Community是不是“移民101”这门课的期末大考?反正在多伦多我是没能通过的。但来到温哥华后,因为有UBC这层关系在,我天然就获得了一个community。
Community的意义首先是安全。那时我已经感到UBC是安全的。在某次旁听时,我导师请来一个guest speaker,她也是我们系的老师。她让我们自我介绍,并说说自己名字的故事。这是非常常见的环节,我也早已为这种环节准备了一套流利的英文说辞,既给到一定的信息量让提问者满意,又不动用我的丝毫真情。然而在那天的课堂上,提这个问题的人创造出了一种微妙的气氛,这种气氛让我想说点真话。
于是我就说呀——被叫作Cheng其实是很难过的,这并不是我的real name。我的real name有名有姓,姓在名前,两个字组合起来是一个词语,这个词语的意思是“自由不羁、像马一样地奔跑”。无论是Cheng还是Cheng Chi,都抹去了我名字原本的音调和意涵。我还说,我曾经想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为了试用这个英文名,我去Cambly上找加拿大人聊天,结果就被一个白男不停地问real name,并且他在得知我的“real name”后坚持叫我Cheng。从那以后,我就彻底放弃了英文名的想法,也决定接受这五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名字。但我也说,其实怎么叫我也没有所谓,更重要的是我是否能从中感受到尊重和亲密。就像我们教室里这个氛围,让我感觉到安全,我就会想要说我名字的故事。在这以后大家还是叫我Cheng,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的。
就这样好一通speech。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speech,甚至比它更动情、更脆弱、更贴近我内心的speech,在我接下来的学期中还会有很多很多次。而每一次,都会像这一次,在我一通猛烈输出后,感到一丝过分暴露的羞耻时,我都会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很多温柔。
做自己是可以的。做自己很棒。做自己是被认可和鼓励的。我以前也不是不懂这些,但作为新移民在新的国家生活时,我多少有些不信这些。我来了加拿大以后的IG签名一直是那首诗,“I throw my passport into the sea and name you my country”,“我把我的护照扔进大海,把你称作我的国家”,是一种不管不顾、拼了命地融入这里的悲壮姿态。但在那一天后,我把我的签名改成了:“My real name is 池骋 (Chí Chěng). It means running wildly and freely. My friends call me 池 (Chí).”
融不融入无所谓了。我有了自己的community。在这个community里,我做自己就行了。
多骄傲啊,骄傲死我了。学期开始后,系里让我们每个人交一张照片和一段自我介绍,拿来放在我们系的网站上。我也写上了我的中文名。我是我们系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放上了自己本名的人。
解放的学问
第一学期的三门课,是我和导师反复斟酌、精心选择的。包括一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论课,一门关于race和ethinicity的课,一门本科生的community organizing课。
这三门课的规模很小,都只有10人左右。有趣的是,我的所有课仿佛都散发着一股“顺直男勿近”的气味——在这大约30个同学中,人类学课一个男性(以自我介绍时pronoun为he/him为准)也没有,剩下两门课所有男性加起来也只有4个。这4个男性全都是亚裔。
这种性别比和种族比绝对不是偶然。这三门课各有侧重,难度也不同,但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三门课的reading几乎可以交叉阅读,我在上课时经常用我在另一门课中学到的知识来回答问题。
我学习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今天在想,我学的是关于解放(or解构)和反思的学问。用一句话来说,我学的不只是知识本身,而是看待和理解知识的方法——在过去那些知识和研究里,有多少性别、种族、阶级、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偏见?我现在才知道,女性主义不只是关于女性的学问,它的意义在于对旧系统、旧认识论的挑战,而这一挑战比马克思主义更激进、更釜底抽薪。(2024.9.11)
说白了,这些课会让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感到不舒服。我们是来解构的,而他们是被解的构,觉得不舒服也可以理解,但我可不想理解。学问就是我的武器,我学了就是拿来攻击和推翻的。所谓“攻击”和“推翻”,实际上并不是暴力行为。就像《厌女》让我能够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周遭事物一样,我学到的这些知识也改变了我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让我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不是经常有那种魔法一样的瞬间吗?对比干说“人无心怎可活”,比干意识到自己没有心,马上就死掉了。我学到的知识,让我意识到我周围这些理所当然存在的事情——性别结构、种族关系、殖民体系——原来并不是“自古以来”和“应有之义”。它们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压迫性的。它们没有心。当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那个巨大的窟窿时,它们就在我眼前瓦解了。
但白男很爱亚洲研究系倒是真的,日本漫画呀电影呀如数家珍。呵呵,yellow fetish罢了。(2024.9.16)
20篇reading
与其详细描述我学了什么,不如直接分享reading。以下几篇reading对我的世界观重塑起到关键作用:
(请原谅我不能公开分享google drive的链接。部分篇目是可以直接搜到PDF的。但如果有朋友特别想读某一篇而没有access,you know where to fine me。悄悄的。)
-
唯一一篇来自本科生那门课的,放在最前。讨论的是加拿大的亚裔加拿大人研究(Asian Canadian Studies, ACS)为何能够成为一个解放性的学术项目。怎么说呢,看完以后腰板都直了不少。以及ACS目前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看主要还是因为世上白男太多):
Ho, R., & Lee, C. (2017). Asian Canadian Studies as an Emancipatory Project. AAPI Nexus: Policy, Practice and Community, 15(1-2), 1-14.
-
我们的观念如何被殖民主义塑造,以及如何解构这种塑造,实现认识论正义:
Bhambra, G. (2021) ‘Decolonizing Critical Theory? Epistemological Justice, Progress, Reparations’, Critical Times. 4:1. 73-89.
-
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paper。我以前认识的几乎所有政治哲学家,康德、洛克、罗尔斯、桑德尔,有一个算一个,建构的都是属于白男的哲学。他们的哲学不属于男性以外的其他性别,也不属于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社会契约论的签署者里没有我的名字;“人人平等”“天赋人权”里从来没有我的位置;人类文明是西方白男的文明,不是我的文明:
Mills, Charles (2008) ‘Racial Liberalism’, P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380-1397.
-
自由派救不了世界,不挑战殖民秩序的革命都是假革命:
Glen Coulthard (2007) ‘Subjects of Empir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anad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437–460.
-
西方女权如何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体系下剥夺第三世界女权的主体性:
Liddle, Joanna and S. Rai (2006) ‘Feminism, Imperialism and Oriental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Indian Woman’, Women’s History Review. 7:4. 495-520.
-
好东西,但批判看待。我的midterm paper基本上就在批判它:爱德华萨义德《Orientalism》。
-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加拿大的殖民者,在“排除”和“容纳”华人女性移民两种政策间左右为难——不让她们来吧,华人男性劳工就跟白女在一起,生下混血小孩;让她们来吧,那华人社群就这样留下来怎么办?如何既利用亚裔外劳建设国家,又保持国家的纯白,老爷们绞尽脑汁:
Dua, Enakshi (2007) ‘Exclusion Through Inclusion: Female Asian Migration in the making of Canada as a White Settler Nation’, Gender, Place & Culture. 14:4. 445-466.
-
很好看,收录了很多人类学田野笔记!各种各样的。有画画的,有记录对话的,有自我反思的,有潦草的有详细的。看完以后我有所解脱——原来怎么写都行啊。最后我的田野笔记作业就是用我最熟悉的非虚构报道的方式写的,因为我脑子里会自动形成那种文体:《Naked Fieldnotes: A Rough Guide to Ethnographic Writing》。
-
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或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知识生产的逻辑。知识生产不是中立的,而是深嵌于权力关系之中。殖民者通过研究和记录“他者”,构建了原住民的“形象”和“定义”,而这些知识又进一步被用于巩固殖民统治:
Tuhiwai Smith, Linda (1999) Research Through Imperial Eyes, 42–57, in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
很好的研究范式导读,postivism/post-postivism/critical theory/consrtuctivism都是什么意思,彼此的发展关系是怎样的:
Guba, Egon & Yvonna Lincoln (200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21-37. In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A Reader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非常喜欢的民族志实践,在法国乡村研究巫术和驱魔。探讨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如何在情感和身体上被研究对象和过程所影响:
Favret-Saada, Jeanne (2012) Being Affected.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1): 435-445. (Original: Favret-Saada (2009) Désorceler, Chap. 6).
-
基于原住民和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到底该是怎么样的呢?这篇paper讨论了“站在一起”和“给予回馈”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从这篇paper开始思考我做的研究(包括我写的报道)对于我的研究对象(即受访者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崩溃了,深陷自我怀疑的道德危机,对老师说“我不想再犯错误,我想做正确的、有道德的事”:
TallBear, Kim (2014) Standing With and Speaking as Faith: a Feminist Indigenous Approach to Inquiry. Journal of Research Practice 10(2): 1-7.
-
绝了,像探险小说一样好看的paper,人类学家和白人至上主义者(3K党)斗智斗勇,但不只是斗智斗勇。Barrett提出应当把研究对象从受害者转向加害者,但以假身份、假面目、假目的面对受访对象,并有意生产出对受访对象不利的研究,这真的没有道德问题吗?Barrett在采访之前自己一个人枯坐三小时试图“进入角色”的部分特别心酸好笑:
Barrett, Stanley (1984) Racism, Ethics and the Subversiv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14 (1): 1-25.
-
我的人生paper,读到我流泪,也让我被狠狠地咬了一口。这篇讲的是女性人类学家会在她们的田野里遭遇多少性别暴力——从最轻微的骚扰到强奸。在读完这篇之后,我才下定决心跟我的导师宣布:老师我要读博。我真正想说的是,我找到了我的dream job,我决定我要成为feminist activist anthropologist:
Berry, Maya J., Claudia Chávez Argüelles, Shanya Cordis, Sarah Ihmoud, and Elizabeth Velásquez Estrada. 2017. Toward a Fugitive Anthropology: Gender, Race, and Violence in the Field. Cultural Anthropology 32, no. 4: 537–565.
-
人类学家的采访和记者的采访有什么不同?我在这篇paper中看到了我理想中的采访方式:
Greenspan, Henry and Sidney Bolkosky (2006) When is an Interview and Interview? Poetics_Today 27(2): 431-449.
-
采访大屠杀幸存者有多难,会面对多少道德难题。我最喜欢她们在采访某些讨厌鬼(讨厌鬼是我自己的话)时的挣扎——如果你采访的大屠杀幸存者,同时也是个拥有种族主义和纳粹观点的人(只有他自己的大屠杀才是“真正的大屠杀”,别的屠杀不算数),那可真是难办呢:
Anna Sheftel & Stacey Zembrzycki (2010) Only Human: A Reflection on the Et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of Working with “Difficult” Stories, The Oral History 37:2, 191-214.
-
人类学家把自己的传记故事搬上剧场,并把整个过程写成民族志……这其中层层叠叠的反身性,反到我眩晕,身到我流泪:
Hastrup, Kirsten (1992) Out of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ist as an Object of Dramatic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3): 327-345.
-
自传民族志,同时也是表演的文本,写成了剧场的独白——居然还能这样?我在世上最喜欢的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了,我这辈子不尝试一下不能瞑目:
Reyes Cruz, Mariolga (2016) Mis Muertos Están Conmigo: My Dead are With Me: An Autoethnographic Text on Racialization, Identity, and Memory. Qualitative Inquiry 12(3): 589-595.
-
“见证”也可以是一种有力量的人类学实践。读的时候我心里总回荡着一句遥远的说话:“请留低一起作见证。” 谢谢你给我力量:
Wong, Deborah (2021) Witnessing: A Methodology. In, Beverley Diamond and Salwa El Shawan eds., 187-200. Transforming Ethnomusic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lido老师,你真的好强,你是我的榜样。关于学者如何成为社会活动家,以及会面临的500个难题(比如被学校扫地出门):
Pulido, Laura. (2008) Frequently (Un)asked Questions about being a Scholar Activist. In Charles Hale ed. Engaging Contradictions: Theory, Politics and Methods of Activist Scholarship, 341-36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其实远比20篇要多,但就放这20篇吧。在整理这20篇时,我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激动。
人类学的定性方法也太治愈了……是的,是治愈,我感觉读这些reading有种心理咨询般的功效。说来说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讨论“如何看到别人”。要看到别人可不容易啊,我们和我们关心的对象之间,隔着几百年来在白人中心和殖民主义下发展起来的种种“显学”。如果你不能充分反思自己的位置和权力关系,你的研究就纯白搭,还会给自己和研究对象和整个社群带来危害。这些reading,有的将历史遗留问题娓娓道来,有的基于自己的实践提出“看到别人”的方法,有的提醒我们注意在研究的每个阶段可能遇到的道德困境……怎么说呢?让我觉得这是好人的学问。只有怀抱善意和温柔的人才能真正做出“看到别人”的研究;而这些前人留下的legacy——说是教研究方法,但我怎么觉得是在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善良温柔的好人呢?(2024.9.12)
希望你也可以分享我的喜悦,分享我的“生长痛”。
太长了分为上下篇吧。未完待续。
下篇预告:
祖国的议题,中文的写作,内地的读者——这些问题困扰我的时间是如此之长。我也知道它们困扰着很多有同样的理想抱负、处在去与留之间的朋友。
但我逐渐不再去想这些问题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活着——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地活着,然后才有别的可能。我们老中对活着的标准实在太低了,感觉是一种医学概念……基本上只要还有生命指征就算活着,能出门社交和上班就算正常人,精神问题只要不觉察、不承认,就当它不存在。
活着啊……蜷缩着,佝偻着,抱头蹲着,以一种随时迎接冲击的防御姿态“苟着”,这可以算是活着吗?
活着,应该是“能够好好生长”的意思。
所谓“爱具体的人”,先爱自己吧,自己就是头一个具体的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