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就该我们读（下）

新的道路

第一节人类学课，大家轮流自我介绍，并简单说说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叽里呱啦说了好多。我说我一直在做记者（corporate的事我们就忘了吧），说了我去年在中餐馆打工、采访、写稿的经历，说了我想要研究中国女性移民，有可能主要关注她们的亲密关系。我一边说，老师一边在她的笔记本上不停写，写着写着，她也会抬起头，对我微笑、点头。

我说我作为记者也做过不少采访，但我很想知道，作为记者的采访和作为人类学家的采访有什么不同呢？老师笑着说，是啊，好问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找找看吧。

我感到自己说的话是那么容易被了解，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mission，在这间教室里是天然成立的，不会有人露出尴尬不解的神色——这个神色在我跟我的corporate同事解释我的未来去处时经常看到。（2024.9.6）

在这节课之前，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作为我自己获得来自周围的正向反馈了。我在corporate中作为另外一个人获得了不少认可，但那些认可反倒令我痛苦不堪；我也还能获得来自网络中文世界的朋友、网友、编辑的认可，那的确是作为我自己，但反倒更使我焦虑：我是不是终究只能在中文世界做我自己？

不是。不仅不是，我还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的设定是错误的。

上学对我而言是一个逐渐积累信心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跟我想象中并不完全相同。是的，读了不少reading，英语水平也在class by class地进步，思考和写作都比20出头时更加神志清明。但真正令我感到“被解放”的，并不是这些技能的提升，而是意识到我自身跟我所学的知识之间的联系。

人生第一次，我真的在学习我最想学到的知识，这些知识直接指向我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困惑：关于性别、身份、正义、社会关怀……说起来有点抽象和遥远，但如果你曾在生活中为某些具体的事痛苦过，当你在reading中读到相关的概念或讨论时，你就立刻明白：这不是在讲别的，这就是在讲那些你始终不能放下的事。我不是单纯用理性来消化这些知识，而是用我的身体和情感去体验它们——我的叹息，我的眼泪，我手臂上泛起的鸡皮疙瘩，我因紧张而抽搐的腹部，我感受到某个作者通过她的文字“看见”了我时，那种久久无法平息的震颤。

什么是“做我自己”呢？“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我到底在哪儿呢？我难道是一块被砌进墙面、既无法动弹又无法改变形状的水泥砖吗？不是的，我可以改变，我逐渐被我所学的知识改变了。原来令我痛苦的事情也会令她人痛苦，原来早有许多人在努力识别、阐释、安慰，共同探索着面对痛苦的方法，原来属于我的地方是这里，能够让我充分发展自我的地方是这里。

“是不是只能在中文世界做我自己”，这个问题的错误在于，它预设了我的自我永远根植于中文世界，就像树枝只能从树干和树根获得养分，树枝没有属于自己的面目，只能以这棵树的名字被记住。但万一我不是树枝呢？我经常想象自己应该是蒲公英，又小又轻也没关系，重要的是飞得够远，只要飞得够远就会有新的生机。

因为学到了很多重要的知识，因为常常感到安慰和支持，我不再以英语为敌。我甚至开始想象，或许我在英文世界更能做我自己，或许我会基于英文发展出新的自我。我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栖息于我的语言系统，那如果我的语言系统逐渐改变，我的自我是不是也会随之改变？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喜欢现在这个自我吗？我感觉快乐和充满能量吗？我对未来抱有憧憬吗？

人类学的定性方法也太治愈了……是的，是治愈，我感觉读这些reading有种心理咨询般的功效。说来说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讨论“如何看到别人”。要看到别人可不容易啊，我们和我们关心的对象之间，隔着几百年来在白人中心和殖民主义下发展起来的种种“显学”。如果你不能充分反思自己的位置和权力关系，你的研究就纯白搭，还会给自己和研究对象和整个社群带来危害。这些reading，有的将历史遗留问题娓娓道来，有的基于自己的实践提出“看到别人”的方法，有的提醒我们注意在研究的每个阶段可能遇到的道德困境……怎么说呢？让我觉得这是好人的学问。只有怀抱善意和温柔的人才能真正做出“看到别人”的研究；而这些前人留下的legacy——说是教研究方法，但我怎么觉得是在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善良温柔的好人呢？（2024.9.12）

我现在也觉得人类学是好人的学问，至少是追求成为好人的学问。我爱这门学科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真真切切地被它治愈过。

从第一节课开始，我面前有新的道路展开。

为了𩽾𩾌鱼的幸福

为了生计，我仍然咬牙切齿地将我的corporate job又拖了两个月，全职上学+兼职TA+全职上班累得我头昏眼花。但真正令我崩溃的不是任务繁多，而是这种双面人生带来的割裂感。很多时候学校的事和工作的事就是前后脚，一上完课就要找地儿开会，而无论我上课的时光过得多么愉快，半小时的corporate meeting就能把我刚刚获得的精神力量全部抽干。

10月底的某个星期四下午，我刚上了三个小时的人类学课。课堂上的东西使我热血沸腾，下课后奔向图书馆的路上都感到自己在发光发热，活像一只在海里穿梭游弋的𩽾𩾌鱼，头顶的灯笼快活地一甩一甩。我在图书馆坐下，戴上耳机，开始了一场原定半小时的meeting——结果这场meeting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方是一个senior（或更高，I don’t know/care）岗位的中国人，她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在公司的这些年节节攀升，光是我在的这一年多就升职了两三次。她跟我们部门之间并没有直属关系，但工作内容和权限多有重合。她对我和我下属的工作不太满意，在来回拉扯了一个小时后，又猛烈地向我们输出了一个多小时。

我完全崩溃了。如果放在以前，我或许不会崩溃成这样——当时的我几乎认命了，觉得自己配得到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再挣扎也是无用。但我这段时间被学校养得太好了，养出了自我意识，养出了配得感，养出了新的反骨。当这个senior说出“你们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想想自己的核心价值”“能在公司学到什么”时，我完全不吃一点儿PUA，铁骨铮铮地（在心里）反击道：我的优势是我可以写出很好的人类学作业；我的核心价值是我的正义感；我从这家公司中带走的，是我对这桩被资本主义异化的教育买卖永恒的愤怒。

可我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会议结束，我从图书馆的高椅子上下来，整个人几乎虚脱了。

我再也回不到开会之前的那种心情。虽然身体疲惫，但精神亢奋、思维活跃，仿佛全世界都爱我，我也在乎全世界；那种心情是多么宝贵。而此刻的我就像被霜打了以后又在地里晾了三天的茄子，何止一个蔫字可以形容。我感觉自己面前有一个黑洞，我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热情和渴望，都被这个黑洞抽干了。如果没有人类学课上与老师四目相望、相视而笑；没有supervisor明早要帮我rehearse我下周的演讲；没有这枫叶飘飘、曾经让我像小鸟一样雀跃的学校；我真不如死了，我可能现在就要死了。（2024.10.24）

那场meeting后的一周，我就离职了。

做自己是会上瘾的。做久了自己，就做不了别人了。做自己的感觉真好。来了加拿大以后，生活所迫，我几乎把它忘了。因为忘了，我才可以忍耐。但多亏了学校，多亏了我的老师，多亏了课上她向我投来的带着笑意的眼神，现在我又全想起来了。

我有了别的选择。我有了爱我本来面目的人。我又感到做自己并不可耻了。

我有了勇气。我不想再玩你们的游戏了。

爱具体的人，首先是我自己

我一度特别恨加拿大，这件事我很少讲，总觉得一旦讲了就完了，就要与这种无法消解的负面情感正面对峙。现在我也没有不恨——学了关于殖民的知识，了解了原住民的历史，PR 申请递交了一年仍杳无音讯，入籍时还要宣誓效忠查尔斯国王——开玩笑，怎么可能原谅它呢？但我已经完全可以处理这种情感，并且将它转化为我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力。

但我最初对加拿大的恨，和殖民、原住民毫无关系。只是因为我离开了。

一年前的我是这么写的：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可能在暗暗地恨着它。恨它使我错过了2022年11月，密不透风的北京撕开裂缝的那几天；恨它在那几天里一如既往的平庸和无趣，让我产生了一辈子也不可能关心这片土地的念头；恨它的故事永远不可能与我的祖国相提并论，恨它与我之间的共鸣永远不可能与我曾经有过的那些感情相提并论；恨它的议题之先进，恨它的烦恼之文明，恨它的苦难之轻微。（2024.1.3）

祖国的议题，中文的写作，内地的读者——这些问题困扰我的时间是如此之长。直到上周，我的一门课上来了一位从巴哈马移民到温哥华的黑人女作家时，我还忍不住问她：你心中的读者是谁？你会把这本小说给你巴哈马的家人和朋友看吗？你最在意谁对这些故事的评价？你是否曾为自己在温哥华而非巴哈马而感到愧疚？

总是要问的。总是。总是。我不介意自己仍然被这些问题困扰（haunted），但说真的，我也逐渐不再把这些问题当作我创作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对我和我的创作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活着——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地活着，然后才有别的可能。有了对比以后我才觉得，我们老中对活着的标准实在太低了，感觉几乎是一种医学概念……只要还有生命指征就算活着，能出门社交和上班就算正常人，能结婚生子就算得上健全了。精神问题只要不觉察、不承认、不讨论，就当它不存在。

活着啊……蜷缩着，佝偻着，抱头蹲着，以一种随时迎接冲击的防御姿态“苟着”，这可以算是活着吗？

活着，应该是“能够好好生长”的意思。

在人生中最漫长和美好的秋天，走在校园里的某一刻，我忽然对“活着”有了强烈的实感。我觉得我的背挺得特别直，脚走得特别有力，身上也特别温暖，没有一点儿不舒适的地方。我快步走向教室，就像快步走向光明的未来似的——说起来好笑，但那一刻的感觉真的就是这样。我太想活了，太想继续做人了，一切丧气的厌世的文青的都离我而去了，什么“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二十九岁我们一起到北欧去”，我不干了。

所谓“爱具体的人”，先爱自己吧。自己就是头一个具体的人。创作可能是需要一些痛苦，但痛苦到麻木也不行，我以前就全麻了，全麻了哪能写东西呢，就只能一天一天地睡过去。而且作为老中，我们最不害怕失去痛苦了，痛苦那是越挖越有，就跟源源不断的矿产似的。我真正害怕的，是失去对痛苦的感知和言语。

就像三年前：

从去年到今年，我都是这么沉甸甸地过着。特别沉，沉到有时候我都想抱着这沉沉的东西沉下去算了。去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失语，我有很多很多感受，非常痛苦，复杂幽微，但我说不出话来，而这在过去是我最擅长的事情。表达是我的生活方法，就像吃饭，就像行走，可我什么也吃不下，一步也走不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那沉甸甸的、没有名字的东西几乎把我毁掉。（2022.3.22）

我现在把语言找回来了。不仅找回来了，我还感到自己想说的、能说的话越来越多，我能调用的语言越来越丰富——我从外面的世界、从无数的人身上，汲取了太多太多的养分。

我现在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关于原住民、黑人和东亚以外其他亚裔的苦难，以及他们理解、讲述和应对苦难的方式。出乎我的意料，我居然从中获得了很多很多面对我自身的苦难的勇气和力量。我不再痛苦到失语了，因为我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回了我的语言。真让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甚至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更别提苦难了。（2025.2.7）

哪里都有值得写的故事，哪里都有值得关心的社群。我在哪里，哪里就成为我的场域。

我并没有忘记那些事。我甚至比以前更关注内地和香港发生的一切。我的心变大了，也变坚韧了，我能承受和容纳更多痛苦。或许我不能直接去写拐卖、“远洋捕捞”和香港47人案，但它们无一不在我心上刻下深重的痕迹。我不再逃避令人悲伤的现实，而是带着那些痕迹继续生活，让它们融入我的思考和写作。它们不再有力量摧毁我了。它们以愤怒和哀伤的形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了我前行的动力。

在倒数第二节人类学课上，我们讨论到学者作为activist的行动。我说了香港47人案的来龙去脉，还当众读了我在47人宣判的那天晚上写的IG story……我说，我感到自己在温哥华这么快乐是有罪的，我感到我关心其他的community而非正在受苦的我的community是有罪的；我的流亡是他们的自由换来的；我的快乐是对他们的背叛。我的语速非常快，声音都在颤抖，我害怕自己一停下来就会痛哭。

说完以后，老师说了什么呢？其他同学说了什么呢？

我记得她们说到“记住那些人的名字”，记得她们说到solidarity，记得我的老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班上另一位中国女生，说你们两个以后一定要保持联系、互相支持。但我记得更深的是她们的神情、口吻，和当时教室里温柔的气氛。我感到自己被看到、被托举、被拥抱。仿佛整个人泡在暖洋洋的温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都被水接纳、包裹。这世上总算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是为我而存在的，是可以安心诉说的……哪怕仅仅是这不到10个人的小小团体，哪怕仅仅是这间小小的教室。多简单，又多困难，却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她们让我相信我的痛苦是真实的，而我将这些痛苦讲述出来，是富有勇气和力量的。

这真的不是幻觉吗？这真的不是我濒临死亡时自己编造出来的走马灯吗？我过往的人生经验不是这样的。自从我离开香港以后，每当我听到、讲到与香港有关的话题，人们脸上的神情总是那样……冷漠、茫然、讥讽，最善良的也不过是好奇罢了。2019年下半年，出差时上一秒还在跟对方谈笑风生、姐妹相称，下一秒对方就随口聊起“香港的暴乱”。在那时，我也曾把手背在身后，狠狠掐住自己的手心。

以前我在国内也有过意气风发的时候，但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苟着”的状态。我不想报写了也发不出来的选题；我不想去挑战困难的采访对象；我不想在好不容易把一切做出来以后，拿到一笔令我觉得“这一切真不值得”的稿费。

人人都有难处，人人都被困住，最后人人都互相伤害，只有“结构”稳如泰山。

如果可以想象一种没有难处、不被困住、互相支持和爱护的创作环境呢？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变成什么样？

这半年我自己develop了一个概念叫：有希望的政治实践。在有希望的地方，人才会源源不断地长出新的血肉，才会有抗争的力量，才会尝试实践。如果还在北京、还在原来的行业的话，看着这幅景象而无路可走，我只能自杀自灭。我不该自杀自灭。我该去讲另外一个故事，我该留下我的见证。不只为了generations to come，也是为了我自己。（2024.12.16）

英文，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们继续来说语言的问题。

出国前我最担心的就是英文。我知道我的英文水平应付日常和工作是没啥问题的，但我出国不只是为了日常和工作，我真正的需求是国内无法给予我的——自由发展、不受限制的文化生活。但要重建文化生活，想必需要native水平的英文吧？

答案是不必。无障碍交流的水平就行了。

“无障碍交流”，不是说达到native水平，也不是说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每一个词我都认识，每一个想法我都能完美表达。仅仅就是，没有障碍，无需担心，想做什么就去做吧。这样的程度已经非常足够了。不仅足够，倒不如说这是最完美的程度——我是来了这里才学会珍惜我的口音，珍惜我的过往经验，珍惜我身上"Chineseness"，这些东西西方人想学还学不着呢，我可不想被轻易“克服”。

我获得这样的信心也是来自于人类学课。我的其中一个作业是和另外一个同学互相采访，我先采访了她，她又采访了我，然后我们分别写下关于采访和被采访的reflection。采访的主题是受访者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每场采访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

做这个作业之前我可紧张了，我甚至不知道是采访还是被采访更令我紧张——采访吧，“考”的是听力和临场反应能力，但好在说的话少；被采访吧，“考”的是口语，基本上要不停地说满一个小时。

采访开始了，我意识到这不是“考”。我真的对对方的故事很感兴趣——她在美国出生成长，父母是受政治迫害的捷克移民，她十几岁时回到捷克上学，在那里完成了她的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后来认识了她来自英国的老公，并和老公一起搬来加拿大生活。我立马被她故事中的一个细节吸引了：她回到捷克上学时，在课堂上掏出了她在美国用的计算器——这种计算器有大屏幕，可以显示图案，是捷克学生从未见过的高档货。于是她的同学就起哄：“你这个小帝国主义者，带着你的帝国主义计算器来干嘛？”

三十多岁的她对我说这话时，话音里几乎带着哭腔：“我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不想当帝国主义者。” 我仿佛看到了十几岁的她，从美国回到捷克，说着不熟练的捷克语，因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计算器被同学们团团围住。她当时没能对她的同学们说出这些话，她现在才能说出来。

如果这是一篇报道的话——我在心里想象着——这两句quote肯定会被我放在非常醒目的位置，或许是小标题，或许直接放到摘要。它们好生动，好强烈，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描绘出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间生活的无助感呢？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事情时，英文的齿轮停下了，采访的齿轮转动起来。

作业的其中一部分是把这两场采访都转成文字，我带着十二万分的self conscious看了两份文字——我的同学作为英文母语者，在采访中的确使用了一些更为灵活和复杂的词汇，语法错误也比我要少，但总体看下来，我们俩的信息量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因为我比较有意识地在给对方递话，我说出来的信息量还要更大一些。我看到transcript里我明晃晃的语法错误的确还是会脚趾抠地，我同学问我要不要修正，我说没事就放着，这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她真的将这份采访放进她的research并且要quote我，我希望她把我的语法错误也一并quote进去。英语非母语者就是这样的，你要了解我，那就要了解我的这个部分。 （2024.11.15）

就是这么简单。做完了这个作业，我对用英语做采访的心结基本消散了。我已经准备好在这里去采访别人了，可以想到一个选题就咻地去联系了，从特鲁多到毒品贩子，没有我不能采访的对象。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明确我的采访思路和目标——这两点才是最重要的！有想法，把想法用最简单的语句、不缩水地说出来，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这也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另外一个体会是，作为英语非母语者，我们的语速并不慢——往往是太快了，因为紧张，也因为我们默默准备了太多，又不够自信，总想用超大的信息量把我们的时间填满，把我们不自信的神态掩盖。我观察过我的老师们，她们说话的语速都比我慢很多，而且说话的语调、表情、姿势和说话内容同样重要——它们共同构建了表达，构建了人的性情和品格。

非母语者真的很容易把讲英文的场合当作口语考试，但除了真考试以外的所有场合都不是考试，而是建立关系。我们说话，是为了让人听懂我们的表达，是为了这些内容给人留下印象，是为了和人建立情感联结。人在想说英文的时候（包括吵架）英文说得最好。那就先为自己找到非说不可的理由！

每次想到我在用第二语言做学术，我在这门语言以外还有第一、第三、第四语言，就感到自己站在一间四面敞亮的屋子里，四处都有光亮照耀、轻风吹拂。我们自身的语言和生活经验都是多么宝贵啊，对英文世界介入越深，对这个工具和平台的使用越熟练，我感到自己认同和表达就越清晰。（2024.11.3）

What grabs you, grabs you

我很喜欢grab这个英文动词，它有种“从路边的草丛里钻出来，一把将你薅住！”的感觉。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没有一次是权衡利弊、从中选一的，全都是被某样东西、某个选择紧紧grab住。被grab的秘诀首先是敞开。只要足够敞开，what grabs you, grabs you。​​（2024.10.12）

重返校园的第二个月，我开始想要读博。

这看起来可太像命运的回旋镖了。我在大学时期跟读博这件事缠斗许久，大一大二除了读博以外什么也不想，大三去了巴黎交换，忽然就在一个拜访蒙帕纳斯公墓探望波伏娃的下午——没有发生任何事，只是我抬起头，透过树影望着天空，心想，算了。但我其实也没有完全“算了”，大四时还是在人心惶惶的气氛下狠狠地准备了一阵子GRE，直到实在写不出文书才放弃的。

（文书一定要自己写。连why major都写不出就别硬读了，会抑郁的。你的文书在救你！）

我当时并不是真的想读博。只是有太多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一心想读政治理论，因为现实政治总是一团乱麻、令人心碎，而政治理论听起来很干净，只要坐在图书馆读书和空想就行了，这让我感到安全。我也拜访过我们系教授的办公室，二十几楼，视野很好，书架上塞满了书，那样体面的办公室和体面的人生说不想要是骗人的。还有就是我专业课一直不错，老师也说我有学术天赋——唉东亚小孩，谁能经得住这种优绩主义的认可？

我现在想读博了，但这并不是命运的回旋镖。九年前在巴黎抛弃的梦想早已被我远远丢下，我现在develop的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们看起来相似，但本质上完全不同。我不再基于恐惧和逃避做出选择，我也顺便认清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这种学科只属于白人老登。我对“教授的办公室”和“教授的人生”也没有了迷恋，我不在乎读博能不能通往教职，我甚至不在乎学术圈内的论文发表——对我来说，写的东西有人看才是最重要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地cite来cite去，读过的人加上supervisor不超过30人，还不如这篇博客的访问量大，那我才会空虚而死。

读博，是因为我有太多想要学习的东西了。我不知道除了读博以外还能怎么把它们都学了——学习不但需要时间，还需要资源，比如每个月和导师开会，比如用学校账号畅读全世界的论文库，比如时不时举办的那些workshop和讲座。一边做倒霉工作一边读书，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详情请看本文第二节“为了𩽾𩾌鱼的幸福”——𩽾𩾌鱼不幸福，𩽾𩾌鱼不能答应。

我不在乎教职，但我的确喜欢教书。当lecturer和TA也可以（但这是两个在学术体系中被严重剥削劳动的工种，which is WRONG）。

到了这一步，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所谓学术圈的职场文化，本质上与我们要通过自己的研究combat的一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性别和种族歧视——深深勾连。我看到这一切，难道不感到痛苦愤怒，不想make a difference吗？如果我可以当教授，哪怕只是讲师也无所谓，我就可以决定学生的syllabus，决定他们读什么、想什么。这是可以让世界更equitable的power，这是应当掌握在充分反思、决心善用能力的人手上的power。（2024.10.17）

不要害怕讲权力。如果说我读博有任何现实考虑，就只有一样：我想成为在某个领域拥有权威的女性。我并不认为博士学位和学识完全成正比，但它确实是一种通用的社会资本。博士学位不会震慑到我，因为我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但它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震慑那些会被博士学位震慑到的人，而这样的人占大多数。我不要再把权力拱手相让，指望他们大发慈悲、善待她人；我不想在表达感受或意见时，被随意否定、轻视和贬低。我不想让别人决定社会变革的方向，更不想被别人的想法牵着鼻子走。我要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自己行动。我相信自己。

我现在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在UBC，只要我做的是与当下的社会有深切关联的学术，我会被老师们鼓励探索各种各样介入社会的形式：以艺术、以文学、以新闻报道、以community work，她们都非常支持，她们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我们做的事情应当对社会有回馈，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是学术圈的智力游戏。说实话，在我长达五年的工作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多和我想法相似、和我拥有共同理想、还能够且愿意指导我的人。
在这么好的环境里，我感觉自己不当理想主义者简直是浪费。这博就该我读！（2024.12.8）

漂吧

过去三个月我学到的东西超过之前的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总和。我流了很多眼泪。我带着火烧屁股的burning questions参加了很多office hour，从每一个老师身上都获得过真正有益的指导。我的supervisor是世界上最可亲可敬、能够看到我、和我建立起联结的人。我第一次认同了做学术的意义，它可以是激进的、解构的、超越时代的；我认同它是被需要的、值得追求的。我被鼓励着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可以做我心目中的学者（with我自己的定义），同时我还可以，也应该继续做一个记者；并且我还要做剧作家、编剧、译者、社工。我要把我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认为重要的东西全都讲出来。我要追求我一直追求的connection，它现在还有一个更加社会化、更有力量的名字，叫solidarity。我要define和construct我身边的solidarity。我要心存希望地活下去。（2024.12.2）

今天是2025年2月22号，我29岁了。过去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自由、丰富、活跃的一年。我希望这样的好日子永远不要结束。

我最喜欢自己是流动的、开放的。

漂吧，漂吧，漂到更远的地方去吧。